塞壬河流

    *ff，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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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田田的一周只有三天，周一、周四和周五。周一是她去精神卫生中心拿药的日子，周四是她见心理医生的日子，周五是她跟宋老师zuoai的日子。何田田最喜欢周五。她是在一个名不副实的“交友”网站上再一次遇到她的初中语文教师宋佩芝的，宋老师的头像是马雅可夫斯基怒视镜头的脸，页面上有账号主人的自拍：半侧过去的流畅线条，眼、鼻尖、嘴和下巴，碎发巧妙地把眼尾皱纹遮住；还有一张发黄的、有咖啡渍的初中备课单的图片。她的简介上写着语文教师。何田田点进去，用一个黄毛小狗的匿名头像赞美她：一瞬百般宜。宋佩芝回了一个笑脸。她吸了一口气，对她说：出来玩吧。

    宋佩芝第一次走进旅馆的小隔间的那一天，墨绿的墙纸押着腿，在冷风里翕动不已。那一刻何田田忽然想到整整十年以前的事，有关宋佩芝第一次走到教室里，打开放满千纸鹤的、有暗色丝绒花纹的布袋子，把涤纶衬衫卷起来的长袖下半截纤细手臂撑在讲台上。每个千纸鹤里有一个主题，主题后面又埋着命题，像何爸爸托同事带来的、有长睫毛和樱桃红的嘴的俄罗斯套娃。比如“写作文的套路”对应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黑客帝国”对应笛卡尔和怀疑主义。十三岁的何田田最喜欢上语文课，她感到那些词是柔软的、彩色的、有镭射糖纸的光泽的。

    宋佩芝走进旅馆隔间，脱下外套。她纤瘦的脖颈，藏在高领灰色毛衣里的脖颈，这使骨骼在她身体里反而像藤蔓；她有点瘪下去的rufang；她的大腿，很瘦，跨在何田田柔软的、脂肪丰盈的腿上。宋佩芝的身体是三十七岁女人有点凋谢的身体，她的脸在高潮时像屈辱受难的雕塑。她好像耻于高潮。当何田田半个身子趴在她身上、抚摸她的阴蒂时，宋佩芝就把脸深深埋在因为受潮而并不蓬松的枕头里。何田田通过她的颤抖感知她的高潮。最终她们安静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何田田愣了一会，她看着前方，“何田田，‘宛转田田未有风’的田。”

    “有点耳熟，”宋佩芝说。一片沉默，何田田听到楼下被沉默放大无数倍的狗吠的声音，“是教研中心的吗？”

    何田田摇头。她坐起来在床头燃了一支烟，橙红的光一跳一跳，顺着她捏在一起的手指燃下去，像吞吐列车的车站，黄白的烟杆变成一截截疲软的灰烬。“我们像在黑夜里用回声探路，”何田田说。宋佩芝笑了。她们翻转身子不再说话，空调的噪音像风声，细密，无孔不入。垃圾桶放在包了浆的木椅子下面，塑料袋在空调风口下面鼓胀又缩瘪下去；床正对着电视机。她知道自己的脸将是潮红的。

    羞辱式的潮红——仿佛永远是为了被指责或者轻视。像火煨红了的粗糙灯芯绒。羞耻是长在何田田脸上的。比如当她初中一年级时将誊抄在蓝色信纸上的甜蜜话放在宋佩芝的课桌上，而第二天早上送老师将信纸还给她，上面用红笔写着：刻奇，自我感动，不真诚的表达。比如宋老师往她脸上砸作文本。比如宋老师在她写的日记上用红笔打的大叉。比如大家挨个分享假期看的电影，轮到她的时候，宋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问她：何田田，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她站起来，趿拉着拖鞋走出去。宋佩芝已经睡着了，何田田把脸贴在玻璃窗上，雾气把夜幕里十年后的月亮一整个濡湿了。十三岁的何田田爱宋老师，这个世界要求她爱宋老师。这个世界需要学生听老师的话，这个世界需要学生爱学校。爱是规训最好的泡沫润滑剂，她们带上红领巾、制服裙僵硬的下摆摩擦白色连裤袜，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选举，选举被爱的资格。楼道里脚步声踢踏踢踏，用刘海遮住泛红青春痘的初中生们说：我最喜欢宋老师。人人都爱宋老师。她是小镇里的苏格拉底，波伏娃和阿伦特都寄生在她身体里面。她为大家读《第二性》，男孩女孩都睁大了眼睛；她在家里做甜点和小饼干发给大家，那一年“烤箱”还是只存在于电视剧里的东西。她去上海看戏剧——彼时何田田没有听说过戏剧，她只知道春晚小品和市舞台的儿童木偶戏——上海的戏剧院里流浪者持久地等待戈多，初中生们坐在讲台下面，林林立立举起包浆校服下黄白的手臂，像雏鸟仰着脖子等待喂食，持久地等待宋老师的爱。

    学校是“第二个家”，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活的施加爱和权力的场域。讨喜的小孩在学校里检验自己的受欢迎性，不自信的小孩亦步亦趋地学着惹人爱怜地技巧。人人需要老师的爱，可没有人告诉他们是老师的爱本来就不够，小孩们就惶惶然坚信是由于自己不够好。十三岁的何田田不特别讨人喜欢，她的嘴角擦得不够干净，眼神太躲闪，背不出《春江花月夜》，皮肤不够光滑无暇，小腿鼓胀胀地憋在校裤里，显得笨拙而无教养。既然有男生叫她猪婆，或者叫她“班花”，那么我们可以说：正因如此，宋佩芝叫不出她的名字，看到何田田没写作业时就将她赶出教室，主动把书借给成绩好的女同学但独独不借给她，宋老师还喜欢说：何田田，你要先把错别字改好了再想着看课外书。一切都令人心碎地合情合理了。宋老师什么都没有做错，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她唯一做错的事就是不偏爱她。

    但何田田太爱老师了，她的爱太庞大，这团烟雾下宋老师的哪怕一分冷淡也扩大成十分。宋老师代表文学，被宋老师否定就意味着被文学否定，被宋老师忽略就是被世界忽略。她开始自我厌弃，没法认真听课，不敢看新的书，她讨厌自己的脸和身体，她恨不得把自己的rou一斤一斤割下来。何田田在手臂上划很多血痕。那些口子像长大了的嘴。她每天做梦都是问宋佩芝：老师，我是不是真有做错什么？那时何田田不知道自己被擒住了，共谋者是宋佩芝、整个社会对孩子的规训、这个城市贫乏的娱乐、还有一切教师天然拥有的过剩权力。哪怕又过了好几年，二十一岁的何田田躺在精神病院的床上，她终于带来的小说摞得很高很高，契诃夫，弥尔顿的失乐园，波拉尼奥。她还是想着：如果不是宋老师，我当初就不会憎恨文学；我不会厌恶自己；我不会学不擅长的理科；我不会选择工科专业；最终我不会患上忧郁症而毕不了业。一切环环相扣，她失学、忧郁发作、被高中的教导主任羞辱“神经病没有资格上学”，全世界都预谋把她留在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上。

    何田田在精神病院的三个月里，她经常给宋老师发消息。何田田用的是宋佩芝创建初中语文缴纳作业的QQ群时偷偷背下来的号码。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宋老师，您当老师，是为了做神吗？她像呕吐一样写东西：写小说、独白、剧本的残片，再加上她自残的伤口像鲍鱼一样翻出来的的图片，揉面团似的发过去。她知道自己发过去的是雷雨天被闪电劈烂的乌云，是长蛆虫的呕吐物，是填充了嫉恨与自作多情的卡列班的棉花玩偶。何田田逐渐很会写这种东西。她变得很会控诉，她不再会说别的话了。何田田失去了表达快乐和欢欣的能力，她一张嘴就是无穷无尽的自我折磨和苦难。

    何田田有时候会觉得抱歉，假如宋佩芝只是一个普通的、坏脾气的虚荣女人，她真的需要为何田田的痛苦负责吗？要为何田田的痛苦负责的真的只有宋老师吗？她想把那个号码删掉，可她又觉得太麻烦了。推翻建立起来的伪神太麻烦，再建立一个伪神更麻烦。再说宋老师也不完全无辜。更何况，她也不一定看见。何田田把手机放回口袋里，风吹得她的外套鼓胀了又瘪下来，时间好像就这样一年年溜掉了。她仿佛很快变成长大了的大学肄业生何田田，看起来有礼貌，穿的进中码百褶裙和柔软的带蝴蝶金属项链的白色棉T恤。她学了化妆，走在马路上也不用逃避会反光的玻璃镜面。有时候她会想，她是在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十年前自己的渴望而活呢？她想不清楚，就仰着头往柏油马路上一天一天走下去，哪怕她什么都没有了，至少她脑子里还有痛苦的记忆，至少她还在过分热烈而歹毒地“爱”一个女人。

    那后面她们见了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这个习惯像日历里被马克笔圈出来的标记一样留存下来。第五周宋佩芝没有来。第六周下雨，何田田远远见到宋佩芝没有撑伞，身体包在湿透了的大衣里，雨脚在她身后明亮得发白。走近了才发现宋佩芝脸上有泪痕。这次订的房间在一层楼，何田田帮她将衣服放在烘干机上，小声问：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宋佩芝摇头，她坐在椅子上，眼泪和头发间的雨水从她手指的缝隙里淌出来。她哭了一会，对何田田说：烟。何田田就把烟递上去，她给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叼在嘴里，用自己那根烟头上的锡箔纸似的光亮去蹭宋佩芝的烟。宋佩芝没有拒绝，她任凭何田田的脸几乎撞到她嘴唇上。何田田站在她身后环绕着她，用手解她的衬衫扣子，这才发现她的背上都是淤青。“今天不做了，”宋佩芝哀求道，“我想睡一觉，下次补给你。”何田田扶着她睡在床上，然后躺在她身边。她望着那张脸，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冲动：她要吻她，因为那不是她记忆里十年前的、鲜活而苛薄的脸，那是一张和她相似的失败者的脸。何田田翻过身去。她们像往常一样脊背贴着脊背，她在半迷糊的梦境中摸索着宋佩芝的手，直到她在宋佩芝闷得有些汗渍的睡衣覆盖的胸脯上被一只手勾住了。她们就这样很谨慎地靠在一起，仿佛两只黑夜里用触角传递讯息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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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何田田醒来的时候宋佩芝正在仓皇地把大衣的纽扣缠在一起，她仿佛急着要走，同时又为这种急切感到羞耻，“田田，”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叫她“田田”，软软地，好像烤过头又甜过头的棉花糖，在污水里融化下去。“我这次没有带钱，很抱歉，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下次一定把房钱折给你——太对不起了。”

    “我请你吃饭，”何田田说，“我们可以去西餐馆。我有优惠券，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当然不是何田田的生日，宋佩芝也知道。因此她摇摇头，然后笑了一下。何田田看着她走到旅馆大厅狭窄的玄关，她一双驼色的高跟鞋在塑胶地毯上磋磨了一阵——像在奶油里迷路的瓢虫——最后又旋转回来，“哪家西餐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她疲弱地问。

    何田田在逼仄的弄堂里拐了几个弯，那家店不大，门很窄，椅子又过多，几乎在杂物中显出一条蜿蜒曲折的人行道。店主是一个高个子女孩，柜台上是蛋糕模型，奶油诱人且一副亘古不变的忠贞姿态，何田田知道这种蛋糕模型都是塑胶和泡沫纸做的，但一切都假得完美可亲，反而让她凄凉起来。她点了双份的薯条和意大利面，宋佩芝看到食物，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她吃得很快，皮肤本来就薄，脖颈上青筋几乎随着吞咽一鼓一鼓。有一瞬间何田田本来想说：宋老师，慢慢吃。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何田田转身出去，在左数第三家的西饼店买了一个四寸的水果蛋糕。

    何田田把蛋糕拎回来的时候宋佩芝已经吃完了，她正在慢慢地用纸巾把桌面上的碎屑撵起来。何田田注意到她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发白的边缘呈现出桥梁一般的平整。这一切都让宋老师的神色专注得近乎天真。宋佩芝把纸巾叠在盘子和桌面的缝隙里，定定盯着窗户上太阳的光斑，眉毛轻轻挑起来。直到她看到何田田在桌子边沿坐下，这才抬起头来，很慢地说：“是了，生日就该吃蛋糕。”何田田切了很大一块缀满草莓的奶油蛋糕，放在宋佩芝的面前，店里很安静，宋佩芝有些殷勤地帮她插上蜡烛，然后束着手退到椅子后面。这日光、这玻璃上浅色浮雕里嵌的灰尘，这门外面隔夜的雨水里镶金边的天空，好像都在逼迫她像真正过生日似的许个愿。拧成一股股的细细的蜡烛上火光跳跃，融化的烛油奶油一样淌下来。

    她无端地说：“宋老师，我要这个十二月永远不过去。“

    后来何田田才知道，宋佩芝那天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不可告人的桃色新闻。宋佩芝的情人是学校里另一个老师，她还有一个儿子，大约九岁，有不严重的自闭障碍，在一个离市中心很远的小学里读书。他们一起住在宋佩芝前夫留下的公寓里。宋佩芝从雨里过来找和田田的那天，她情人的妻子冲进教室，扯下来她的衣服和一缕头发，她的学生中有人把这一幕上传到网络。学校以作风问题为理由开除了她。那天以后，宋佩芝再也没有去过学校。

    这些消息来自沉默了很久的初中班级群，大家每个人提供添油加醋的一点碎片，故事的原貌也差不多浮现出来了。何田田没有仔细看，她躺在床上，脚尖刚好勾到锈蚀的鞋架，二十五瓦的日光灯下手机屏幕刺得她眼睛发烧。何田田把手机扔到床头，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女人在教室里殴打宋佩芝的情景，她如何蹲下来、如何出声，她的学生如何盯着她，如何想：这是我的老师，我的偶像。是这种想法促使他们打开摄像头的吗？宋佩芝会怎么想呢？——她的小天使们，她的五十五个只在宋老师头脑里出现的、表情相似的文学天才。她想着想着，自己仿佛也沉到了那间教室里，讲台下面第三排的位置。她翻过身，用被子盖住眼睛，想着这些情景自慰。她先是高潮，然后眼泪糊里糊涂地流下来，她的视线和她的幻想画面都变得像有毛玻璃片覆盖过那样模糊而灰暗。何田田在她抽泣式的喘息里把腰弯过去，抱住自己的膝盖。她膝盖上的皮肤有点粗糙，大腿上却很光滑，随着她的抚摸而瑟缩，像一颗被掏出来的尚在跳动的难看的心。

    又过了几天，宋佩芝主动约她出来吃饭。这次是正儿八经的西餐厅。酒店大堂里瓷砖地面琥珀似的反着光，吊灯沉沉压在她们头顶。

    我找到了新工作，宋佩芝用轻松的语气说，是在培训班里当语文老师。

    “宋老师真的很喜欢当教师，”何田田回复她，眼睛却钉在菜单上。

    宋佩芝笑了，“我从小就想教书，而且我喜欢我的学生。小孩子总是很有灵气。”

    她的学生，何田田想，叫她“小三”“荡妇”、逼她丢掉工作的，她的学生。

    宋佩芝把厚厚的奶油用小刀剜下来，抹在烤焦了的面包上，“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有些小孩的领悟能力和理解能力远远好于成年人。她们能很快理解一些抽象的知识，比如“存在”或者“实体”，成年人却可能要在这种概念上纠结很久。我很喜欢给这种孩子上课，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类似性的快感。”

    “老师的学生都这么完美吗？好像一炉瓷器没有一个次品似的。”

    “也不算次品，”宋佩芝说。她歪着头想了一下，有点犹豫地，“有一个小姑娘，我不清楚她的名字，但她经常跟我发消息。说她在医院里、或者去自杀了什么的，还有一些血腥的图片。她说我那个时候对她很糟，我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但那种控诉似的语气不像是装的。她说话很刻薄，喜欢剖析自己或者别人的人格，讲的都是细节，初中的走廊啦，我那个时候穿的高跟鞋啦，我在作文上打的叉啦。”她把两块面包用力压在一起，奶油像火山爆发一样溢出来，蹭在宋佩芝的领子上。她没有擦。“她好像很恨我。但她实在想太多了，多半是她精神状态也很糟。但我总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她也不该什么事都怪我…人总该对自己负责。对不对？”

    何田田点头。她安安静静地剥着桂圆，过了一会儿突然悚栗起来，大声说：“那她也太过分了。”惹得很多人回头望她，餐厅里一个服务员猛地把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一路滚进她耳朵里。

    她有什么好心软的？宋佩芝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何田田心里她的罪状又加了一条，宋老师甚至不讨厌她，她只是不记得了。也许那连愤怒和轻蔑都不算。

    何田田用叉子戳着小番茄。她盯着汁水像血液一样流淌出来，心里很快意。“当老师多好，是老师让女孩们有了选择。‘女人只可以选择当圣女或者荡妇‘——我忘了是谁说的，但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变成她的父母或者变成她的老师。”何田田抬起眼睛，“宋老师一定很受学生喜欢吧？受学生爱的老师教书会很像拓印，老师喜欢帕慕克，老师的学生就亦步亦趋地打开书本，在作文纸上写：宗教、死亡，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老师拓印一百个亦步亦趋的自己，说真的，宋老师，他们真的有什么‘自由的思想和灵魂’吗？他们不过是学你说话罢了，回到家，他们依旧看网络小说、画时兴的漫画，对他们来说，八成只有您的笑容还靠谱些。

    您听过那个故事吗？如果宇宙中充斥着猴子，每个猴子有一台打字机，它们有足够的几率写出莎士比亚的巨作。概率论——这就是您玩的把戏。宋老师，我不是说他们有问题，我是说您有问题。有些人到了十九岁才会看百年孤独，这没什么，他们的感知力可能比谁都强——宋老师，不够早慧不是一种罪过。

    假如他们达不到您的幻想，您就发怒、轻蔑、摧毁他们。您喜欢早慧的孩子，因为他们学你说的话学得最像，也许他们唯一的天才就是摹仿的天才。他们讨您欢心，就像一个嘴甜的孩子讨隔壁办公室五十岁英语教员；无非是您把嘴甜和天分混为一谈，而您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这权利不是您的，是无聊的、敏感又不够讨人喜欢的孩子们一不小心投射在您身上的，您只是恰好路过罢了——也许口袋里多了点千纸鹤，或者多了点迷人的光亮。这句话可能不好听，您觉得您爱学生，可事实上您只爱自己；您培养的是充斥着宇宙中能随机打出哈姆雷特的猴子。”

    宋佩芝空空望着玻璃杯，玻璃板里面一片碾碎了的柠檬。“你这话很像一个人，“她依旧空空地说。

    她什么都知道了，何田田想，那些短信，那些图片，那些奶油蛋糕和生日愿望，都是她一手cao办的。何田田和她污糟扭曲的心。她的复仇正式结束，她该走了，她该漂亮地退场。何田田坐在那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宋佩芝该扇她一耳光，或者把玻璃杯摔在地上。周围人的嘈杂、牛排煎熟后滋啦滋啦的响声、杯子和杯子擦身而过，风铃在旋转门左手边叩着墙壁。何田田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宋佩芝躺在她边上，她在哭。何田田浑然不记得她是怎么进来的。

    何田田恍惚地摸索着去触碰宋佩芝的腰，然后左脸颊挨了一下。很重，她想不到宋老师细瘦的握粉笔的手有这么大力气。然后是第二下、第三下，她感受到自己的脸发烫似的肿起来。何田田想：这是我应得的。她没有反抗。

    宋佩芝喘着粗气着将她翻过来，从衣柜里抽出一根皮带，指着何田田腰以下的位置，问：你自己脱还是我帮你？

    何田田捏着她内裤地边缘，把它缓缓推到大腿根的地方。皮带抽下来，热油一样泼在她光裸的臀部。她抽了十下，前五下何田田捏着枕头的边缘不叫出声来，第六下她开始轻微地扭动，第七下她感到有眼泪顺着脸颊滑到脖子和衬衫的缝隙里。她把手按在肿胀的、有一条条两指宽楞子的屁股上，宋佩芝眼睛望向别处，像一尊死去的雕塑。

    她感受着被抽打处guntang的温度，看着宋佩芝慢慢缩到被子里。白色的床单像海面起伏。“我害怕，何田田。你给我发消息，说我是骗子、杀人犯。然后你和我说对不起。我想跟你说：不用说对不起，你说的对，我要是有种，就该像你一样自杀。可我没有说。我太愚蠢了。又愚蠢、又自负…这是最大的罪状，我就是这么教她们的。我早就知道我这样，可我干嘛要当老师呢？…

    我说我从小就想当老师，是假的。当老师只是我一千个志向里的一个，也许一万个志向里的一个——我不记得了。我到底为什么要假装高尚？何田田，我知道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老是假装高尚，我老是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有时候想：我看过书，我跟那些骗人的、用教师的权威欺压别人的老师不一样。可没有谁跟谁不一样。”

    何田田心里轰地一声，像炮火给围墙崩了个口子，凉风一股脑顺着空洞灌进来。她有点喜欢她，她喜欢第二个何田田。而且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早就是同一类人。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真的。她早该知道的——比这更悲哀的是，她早就知道了。她只是不想推倒这个神话式的偶像，她只是猜测无人可恨和无人可爱一样令人悲哀。宋佩芝将十三岁的何田田们献祭给自己的梦想，二十三岁的何田田把宋佩芝献祭给自己的创伤。她们纠缠在一起，最终只有记忆张大了黑洞洞的空虚的嘴，把一切都吞没下去。两个自私、空虚、无爱的人，一模一样，被拓印在小旅馆隔间的绿色剥落墙纸上。

    那之后的很多周她们没有见面。又过了一阵，宋佩芝和何田田再一次出现在旅馆的门口。何田田一开始很惶恐，她一时间忘了成年人的关系里是不习惯于说再见的。但宋佩芝依旧每周都来，她什么话都不说，把外套和内衣扔在卫生间的水槽里，上床，偶尔zuoai，然后睡觉。何田田半夜醒来会鬼使神差地去卫生间，   她盯着卫生间里泡涨的袖子，只觉得像一具尸体。她终于意识到，生活像一张揉皱了又不断熨烫平的纸。何田田想过“为什么”这个问题，她有时候觉得或者宋佩芝是有点真心喜欢她，但这种想法未免过于浪漫主义；何况她也不觉得自己哪里还可爱。又过了一阵，她合情合理地想：也许因为宋佩芝只是需要在旅馆里好好睡一觉，为了这个目标，她能忽略何田田卑劣的行径。

    何田田再次遇到宋佩芝的第四十七周，宋佩芝死了。那一天是二零零九年的十月十七日，何田田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她在打算考护理证书，搬出了刚肄业时租的地下室，找了一个离图书馆近的二手公寓楼。何田田白天去餐馆里打工，晚上照例吃德巴金和四颗右佐匹克隆片，然后温习《临床发病知识》和《生命发展保健》直到睡着。那天已经是晚上，何田田在阳台上取白天晾晒的衣服，晾衣杆伸进黑黢黢的夜幕里，像她童年在田字簿上抄写词语的时候被撞了一下，笔迹硬邦邦一径伸到本子外面。她歪过头，把电话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电话那头叫她：阿姨。何田田愣了一下。那个声音接着说：何阿姨，我是宋佩芝老师的侄子，她前两天去世了。宋老师打算自杀，她是撞上卡车死掉的。何田田感到她自己的身体凉下来。她无端想起前两天看的电视剧，国产的电视剧，通常是谁谁谁又死了，谁谁谁又去殉情。她忽然觉得这一幕已经排演过千遍了；她现在头脑清明，神思冷静。何田田忽然觉得有极大的必要去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她问：你说她死了，有什么证据没有？对方沉默不语。何田田接着问：她遗书里写什么？没有回答。何田田这才安心下来，她把手臂伸到空中，白炽灯在她皮肤上画着暖融融的光圈。没有证据，宋佩芝就不会死。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这个古里古怪的侄子说宋佩芝的死是自杀；宋佩芝不会自杀；所以宋佩芝没死。她忙着构想宋佩芝存活的逻辑，电话那头一串忙音嘟嘟嘟像大水一样漫灌过来。

    何田田一直熬到第二天天明，她翻了翻她给宋佩芝发讯息的那个号码，显示那个号码依然无法连接。她就打电话给昨天的那个人。电话接通了，那边好像是葬礼，有诵经和念佛的声音，蚊蝇一般钻到她耳朵里。她问：宋老师真的死了？对方骂了一句脏话，大概是：死母猪，同性恋，赶快去死吧，精神病。那边好像又有人问他是谁，他于是并不清晰地回答：宋阿姨的姘头，好像精神有点问题。何田田这回听懂了，她大声说：cao你妈。电话挂断了。有人回头看她，何田田想到她和宋佩芝坐在西餐厅里，她说了一句话，然后一个服务生把玻璃碗摔在地上。她也想到了点别的，比如初中科学课上他们观测的那条半死金鱼的鱼鳃，弹簧测力器，十年前的夏天，还有最后一个永不过去的冬天。她最后想到的是文学课上全班林立的手，然后她想：被大卡车撞到真的会死吗？何田田急于验证这个问题，她缓缓坐在地上，等待大卡车呼啸而来。混凝土被日光浇得guntang，蚂蚁们颤颤悠悠拨弄她的裤腿，何田田望着太阳，日光垂直刺下来，大地的伤口里充满了肃穆的哀伤。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