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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才在御史台上任一日，给他打下包票、要提升大夫职权范畴的小皇帝也还没来得及有具体行动，在那形同虚设、只空有名头的职位上待了一天的陆辞，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闲。

    也令他颇感别扭——不知不觉中，他都习惯了赴任的头一天，都将忙得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状态了。

    许是因忌惮他深得圣心这点，哪怕御史行事无需关白长官，除了面对这空降的大夫全程沉着脸、必要的行礼和问候外对陆辞完全刻意回避的御史中丞韩绛外，其他御史们对他还是恭恭敬敬，不敢轻忽慢怠的。

    陆辞看出他们的口不对心，也毫不着急，只微微笑着一一回应。

    等到这日结束，他虽还未对御史的工作完全熟悉，但包括所有人名和面孔对应在内的基本情况，已是了然于胸了。

    只是在沐浴更衣后，前往宫中赴宴的陆辞由内侍领着，准备在座位上落座时，看着身侧笑吟吟地冲他点头示意的参知政事王曾时，不由语塞。

    “你这是，”陆辞无奈地看向这脸既嫩又生、不敢直视他的小内侍，心里隐隐有了对方受人指使，要阴谋害他乱序而坐的猜测，婉言提醒道：“弄错了吧？”

    不等内侍开口，王曾已笑着解释说：“他未曾弄错，这可是官家亲口下达的指使。且官家还猜出你心思细密，不会轻易坐下，才特意向我也交代了这么一声。”

    小皇帝又想做什么？

    陆辞微微蹙眉，无奈地抱怨了句：“王参政，怎不劝劝陛下？”

    “并不是多不得了的事，你坐下便是。”王曾很是放松地一笑，几是拽着陆辞坐下后，才说道：“真论官阶，你也是从二品的大夫；要轮职权，你可是连寇老西儿那暴脾气如今都得敬三分的御史台之长，怎坐不得？”

    要换作别人说这话，难免透出些暗讽的挖苦气，但王曾神态轻松，口吻亲近，又与陆辞有称得上有点交情，陆辞自不可能真正误会。

    陆辞叹了口气，望了眼还空着的主位，徐徐坐下：“既然如此，我也只有从善如流了。”

    王曾笑着看他一眼，并不言语。

    他认为的是，官家年岁虽小，心思却是不少。

    会将陆辞的座次提前了七八位，安排在自己身边这一颇为显眼位置的目的，应不止一个。

    恐怕既是为了弥补将陆辞遥命为节度时错失的宣麻风光，也是为了在高丽使节前炫耀一番，自己最为得意、也最为心爱的才俊吧。

    王曾待人素来不远不近，摆明不涉入党政的纯臣立场，哪怕面对是他相对欣赏的陆辞，态度上也未有多大的偏转。

    在劝陆辞坐下时说了那么几句后，之后的等待期间，他就只与陆辞偶有交谈了。

    文武百官很快由内侍们有条不紊地引领入座，紧随其后的，便是坐在客席上的高丽使节。

    待人皆到齐后，自是一身隆重仪服的大宋国主赵祯，与郭皇后驾到了。

    看赵祯神色如常地接受众人起身行礼，开宴之后，又从容自然地与高丽使节简单交谈，赐下礼物的模样，陆辞不由眨了眨眼。

    看赵祯这成熟镇定得不可思议的模样……

    他居然丝毫不能将对方，与昨晚还紧张得连呜呼哀哉的那个小郎君联系在一起了。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1.跟高丽的交往：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这二百零三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六十七次，宋朝正式遣去高丽也有三十四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显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忠烈王四年，1278），这二百六十六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一百三十次，人数有五千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典籍交流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汉籍就广为传播。

    2.高丽使节买书：

    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则先后把许多重要典籍赠与高丽。双方还把书籍与作“贡”、“赐”的一种文化精品来对待。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入宋朝贡的使人曾往国子监买书。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秘密渠道所得的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3.留学生

    中国与高丽自古交往甚密，人才交流众多，史不胜记。据不完全统计，自高丽朝太祖时起，至南宋孝宗以前，中国文人（包括有功名的进士等）、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高丽朝做官或安家立业有十六人次，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也有十八人次。例如，后梁贞明五年（919，高丽太祖二年）九月，后梁龙德三年（923，高丽太祖六年）六月，先后有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朴岩投归高丽。后周显德三年（956，高丽光宗七年），原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随周册封使薛文遇到高丽，以病留。光宗“爱其才”，表请后周准予留在高丽，擢为翰林学士，不到一年便授以文柄，知贡举。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主要是高丽朝所派的留学生。例如，高丽景宗元年（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派遣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次年（977），行成擢进士第，授以官，在宋累官至殿中丞。高丽成宗曾来表要求放还本国，行成不愿归国。宋太宗淳化初年通判安州，死于任所。行成有二子：宗敏、宗讷。宋廷给其子宗敏补官太庙斋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又有高丽人康戬参加宋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康戬是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曾与契丹打仗。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戬随高丽宾贡入宋肄业国学，即于此年（980）登进士第，在宋做官，至工部郎中。

    4. 关于高丽忌惮辽国而不与北宋来往：

    义天（1055—1101）俗名王煦，字义天，因避宋哲宗赵煦之讳，以字行。他是高丽朝文宗（王徽）第四子。文宗在世时，义天要求入宋学法，文宗不许。宣宗（王运，义天之兄）即位元年（1084），义天又多次诚请入宋。因当时中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