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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始终没有任何消息。玉没有再问我昭的情况，我也没勇气再撒谎。随着月份的增加，玉的妊娠反应有所缓解，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自己去红十字分部询问。她一定已经问过了。我们都相信，只要昭能够，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报个平安，通过大使馆，或是红十字会，或是别的什么途径。然而没有，半年过去了，好的，坏的，不论什么，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

    每次来去柏林，在等火车的时候，我都会绕到货运月台，因为这身军服，从没被阻拦过，远远望着2号、3号月台，那里有时挤满了人，胸前别着黄色的大卫星，手里拿着通知单，满脸迷茫、恐惧，也有希望。然而那抹阳光……有时整个月台则空空荡荡。再也没有马了。马厩已经彻底清理，草料被清空，马鞍、索具都擦拭干净，收了起来，墙上、屋里、训练场，到处空空荡荡，没有嘶鸣，没有身影，连空气中马粪和草料的香味都没有了。书房窗前的长沙发上没有了昭常盖的绒毯，昭身体压出的印迹，留下的体温。我在钢琴上弹起的前奏，却等不到提琴如歌悠扬的乐声；我架起阿玛蒂小提琴，听不见前奏的引导，便难以拉出第一个音符。庄园萧瑟，秋意逾浓，没有纵马驰骋的身影，没有年轻爽朗的笑声，没有明媚灿烂的彩虹，没有温暖坚强的胸膛……

    我总是在寻找，在等待，然而怎么也等不来，找不到……希望……失望……绝望……没有，哪儿都没有，连梦里都没有。我每晚都做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一个个熟悉的，陌生的，死去的，活着的，亲人，朋友，仇敌，一个个身影出现在梦里，却惟独没有昭，我的爱人，我情之所寄，我心之所想，却连在梦里都不能见上一面。那个梦，那个我做过两次，上帝召唤我救他的梦，我希望它能再现，又怕它再现。那个梦再没有出现，是上帝认为我再无能力，还是昭不再需要？我再无能力救他，昭也不再需要。但是我需要！

    我开始每天凌晨打开宿舍的窗户，迎接破晓的朝阳，寻找cao场上那个熟悉的身影。下雪了，1940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跟去年一样，雨中夹杂着雪籽。我打开窗，看不见，我冲出实验室，跑到能看清整个cao场的栅栏旁。天色暗了，完全黑透，雨丝成了雪花，快了，我欣慰地微笑，吸进冰冷的空气，灼烧的胸膛感到一丝清凉。雪越下越大，羽毛样的漫天飞舞，我看不清，生怕错过那个苦苦思念的身影。我穿过栅栏，走近些，还是看不清，再走近些。我站在cao场的中央，裹在铺天盖地的风雪中……在我被冻僵之前，瓦尔特把我拽回了宿舍。我依旧每天等待，处处寻找。

    我想他，想见到他，想得要命，实在太想了，想得我发疯，想得我心痛，想得我窒息。在濒死之际，我曾经见过父亲，那么如果昭真的已经不在了，真的上了天堂，那么再一次濒临死亡，我是否可以有机会见到他？哪怕只是可能，我也愿意，如果真的就此死去，那岂不是更好。因为这种绝望的等待实在是太痛苦了。

    这次回家，书房长沙发前的地毯上摊着一堆画纸，是谁看了没收起来？这些应该是玉画的，风景油画，恺撒庄园、基姆湖、教堂、葡萄园、溪流、大屋、喷泉、菜地、马厩……我随意翻看。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玉的画，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艺术根本上是人类情感的表现，而绘画则是最直接的一种。这些画，这些景象，再熟悉不过了，然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竟有如此之美，美得叫人心痛，叫人落泪。还有……还有……银剑！赤兔！昭！我！我坐到沙发上，一张一张看得仔细，看得贪婪，特别是昭，那光，那影，那笑容，那眼神，那闪亮的瞳孔，那绚烂的彩虹……我终于见到你了，虽然只是在画中。

    我不知道昭是不是有预感，还是这本就是上帝的旨意，要不是为了照顾玉和那未出世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而在这痛苦艰难的日子里，玉的画成了我最大的慰藉。我明白了玉不跟我回庄园的原因，她不是怕这里触景生情，徒增悲伤，她是给我自己恢复、治愈的时间和空间。谢谢你，我的女神，你总是这样善解人意，总是这样坚强宽容，你放心，我不会辜负昭，也不会辜负你，为了他，为了你们的孩子，我会好好地活下去。

    我抽空去找了几次安德斯?舒尔茨，给他送去珍藏多年的名酒、金表。这些都不是他开口要的，是我主动送给他的，为了请他帮助寻找娜塔莉的下落。

    娜塔莉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在柏林以北80公里的菲尔斯滕堡(Furstenberg)附近。（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9年。集中营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3层高的办公楼，入口处的大门上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字样。也就是，从这个招牌下，曾经走进了13.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他们被强迫从事修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部分妇女被用来进行医学试验。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里之前，约有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我又通过他打点，送去一副镶有两颗一克拉钻石的袖扣，把娜塔莉安排在食堂工作，这样她能吃得好一点，冬天也可以少受些冻。我把这消息告诉克里斯汀，让他放心，也告诉月落酒吧的老板。

    月落酒吧的老板是克里斯汀的朋友，是他帮助克里斯汀把娜塔莉的父母藏了起来。为谨慎起见，老板没有带我去见娜塔莉的父母，我也没有讯问，但娜塔莉的消息让他们很开心，对我感激不尽。

    “暂时只能这样了。我会尽量想办法的，你让老人家放心。或许他们应该考虑先离开德国。”让父母抛下自己的女儿离开，是个不近人情的建议，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我已经不再抱幻想了。

    “是的，是的。他们很坚强，虽然不忍心，但是娜塔莉还有个弟弟。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可靠安全的把他们送走的路线。”

    “是这样。”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真正帮助他们，就是把他们安全地送走，可我该找谁呢？我想起凯瑟琳院长，在这次去岛上之前，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并不了解她对现在时局的态度，可那次为昭主持婚礼时，她说的话：“有时我感到我的力量很有限，因为上帝在这一段艰难岁月中似乎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不过上帝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如今我看到他就在你们身上显现。”是的，我记得这段话，她是在婚礼开始之初说的，当时我还相对清醒，况且绝大多数的教会都不支持纳粹。

    也许我该请她帮忙？或者先试探一下？要不要征求母亲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