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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说道，接着便是苦笑。除了苦笑，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现在，除非讨论病情，我几乎说不出什么多余的话。我看着恩斯特，用明白无误的眼神告诉他：不要制止我！

    恩斯特还是了解我的。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也许你是对的。我们不该放弃的，还有希望。”

    我仍然苦笑，加上一点疑惑。恩斯特是怎么了？如果真的有奇迹，他应该非常激动才是，他只是在安慰我。

    “马蒂，你听着，我刚接到柏林大学导师的来信，”恩斯特手里果然有封信。“他告诉我，他已经跟慕尼黑大学的汉斯?博伦纳教授说好了，我可以将博士论文请博伦纳教授审阅，听取教授的意见。”

    汉斯?博伦纳教授，德国最著名的医学专家之一。我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是的，如果有他帮助，也许昭的病情就会有转机。”

    “你已经联系到他了吗？你肯定他会帮助我们？”我不认识这位名医，我不知道他对党卫军的态度。据我所知，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喜欢党卫军，一般都敬而远之。

    “没有，我没有联系到教授本人，但是我联系到了他的助手。”

    “助手？”恩斯特的神情有点神秘，我不明白。

    “当然我没有把昭的事情告诉他，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只是跟他说了论文的事，但我敢肯定他会帮助我们的。”

    “为什么？”

    “你看这是他给我的姓名和地址。”

    我接过恩斯特手里的信，他把姓名和地址记在了信封上。“裘？教授的助手姓裘？这是什么姓？他是哪里人？”

    “中国人！”

    “什么？”简直难以置信。

    “所以我说，这位裘大夫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对视了一会儿，我看见恩斯特眼里抑制不住地闪光。

    我点点头。“好！我这就去。”

    “你行吗？”

    “没问题！”

    ☆、第三章 重生（15）

    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慕尼黑。

    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的施瓦本医院外科病房的走廊上一路小跑，抓着一位有点年纪的护士长，询问汉斯?博伦纳教授或是他的中国助手——裘法祖医生在哪儿。（注：裘法祖，1914年12月6日——2008年6月14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外科学家。1936年，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最优秀成绩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慕尼黑市立医院、都尔市立医院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获德国“外科专科医师”证书。1945年受聘为都尔市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0月回国。）

    身材娇小的护士长毕竟有些阅历，并不惊慌，而我们的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不明白，这位突然冲进来的党卫军军官干嘛抓着他们的护士长不放。

    护士长告诉我，汉斯?博伦纳教授不在医院，但她可以带我去见裘大夫。

    裘大夫个子不高，带着一副赛璐璐镜架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眸并没有因为近视而失去神彩，反而在显示智慧的同时，多了一份温柔，嘴唇挺厚，跟昭完全不一样，于是，大夫看起来即睿智、干练，又和蔼、忠厚。

    见到我，裘大夫表现得沉着、冷静，礼貌恰到好处。既没有因为我这身军服显出一丝惊讶，也没有因为我引起的混乱而不耐烦。

    而我，却是奇怪地立即有了好感，这是极为难得的。原因吗，也许因为他也是中国人；也许是现在能碰到一些真实的普通人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您是劳舍尔中尉？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教授在大学上课，还没有回来。”

    裘对我点点头，我却忘了敬礼，只是急着解释道：“对不起，裘大夫，我不是劳舍尔中尉，我是他的同事，我是马蒂亚斯?冯?迈森巴赫中尉。”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我把恩斯特的那封信递给了过去。

    裘看完信，还给我。“我不明白，中尉，如果劳舍尔中尉不来，那他的博士论文怎么办？您能代表他吗？”裘看了一眼我手中拿着的公文包。“或者，您可以把论文给我，我来帮您转交教授，等教授看过了，再通知你们。您看这样行吗？如果您信任我的话.”

    “我当然信任您，裘大夫，但是，”我犹豫了一下，从公文包里取出昭的病历，递过去。“我来的匆忙，并没有带论文。”我把恩斯特论文的事完全忘了。

    裘接过病历，没有马上看。“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跟劳舍尔中尉急于请您帮的一个忙。这是我们一个病人的病例，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请您帮我们救他。”

    “我？”裘顿了顿，“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请教博伦纳教授。请问，病人现在在哪儿？”

    “达豪集中营。”

    “集中营？听说过。那么您跟劳舍尔中尉是……”裘稍稍有一点吃惊。

    不好！难道恩斯特没跟裘说我们是集中营的。我心里暗骂，要是这样，他该跟我说清楚才是。或许他是说了，我没有注意。事到如今，只能实话诉说了。

    “我跟劳舍尔中尉都是集中营的医生。”

    “那这位病人是……”

    “是犯人。”

    裘微微皱了下眉头。

    裘对集中营的反感是意料之中的，但他没有马上拒绝，而是低下头，翻看手中的病历。我想是有一点触动到了他：我们两个党卫军的军官正在为了挽救一个犯人的生命而努力。

    一会儿，裘抬起头，有些为难地说：“我原来是想你们把病人送到这里来，不然，据我对教授的了解，他是不会过问党卫军的事的，更不用说集中营了。可是，现在看来，恐怕这也行不通，这位病人现在的状况是绝对不能移动的。”

    我相信裘没有骗我。党卫军有自己的医疗系统，有德国最好的医生，没有充分的理由，一个平民教授自然是不会参合进去的。

    可是，裘为什么看了病历还……嗷！我突然想起来，病历上只有编号，没有名字，我怎么把这个也忘了。

    “对不起，裘大夫。”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想您是中国人，请您帮我看看。”我把纸展开，那上面有两个中文字，写得歪歪扭扭，是我依照傅昭的简历依葫芦画瓢的。

    果然，这两个不像中文的中文字立刻吸引了裘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