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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眼印象不错，装饰简约，配色也冷感，看着挺符合虞仲夜一贯的审美喜好。往里走一点，刑鸣被满屋子的藏书吸引，这地方藏书之丰富简直令人咋舌，横穿欧亚非，纵贯五千年，不像书房，倒像图书馆。又往里走一点，看见连排书架与虞仲夜平日办公的地方隔着一块屏风，桌上摆置着笔墨纸砚。

    刑鸣想起来，虞仲夜的书法与国画都有极高的水准，俊拔，强悍，矫若惊龙。

    当真字如其人，人如其画。

    刑鸣又想起虞仲夜亲笔题字的那本诗集，上头那漂亮磅礴的一行字常令他有种错觉，自己与这个男人早已相识。

    刑鸣停在虞仲夜的书桌前，细细琢磨这“似曾相识”之感由何而来。

    十来分钟后他才想起来，虞仲夜的这笔字跟他爸有点相像。

    大概是这类文化人的通病。刑宏在世时也酷爱研习书法。不仅自己笔耕不辍，还经常压着儿子的脖子，也逼着刑鸣练字。

    刑宏点着一根烟，笑眯眯地看着儿子站在小凳子上练字，书桌太高了，他够不着。

    有时唐婉会进门来，心疼地喊一声“你要抽烟出去抽去，小孩子肺嫩，别呛坏了！”

    刑宏给儿子挑选的字句都很短，四个字四个字的，什么“上善若水”，什么“厚德载物。”

    刑鸣其实没耐性，但练进去了也就踏实了，对周遭一切充耳不闻。

    那年他六岁，以为世界就跟笔下的墨与纸般非黑即白，好人长命百岁，坏人遗臭万年。

    刑鸣在虞仲夜的书房里转悠一阵，没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又折回卧室。

    菲比正在卧室里收拾，手脚勤快的她前脚刚收走了刑鸣的衣服，这会儿又在换床单。当然被两个男人这么不知节制地一宿折腾，黑色天鹅绒床单上yin迹斑斑，不换也不行。

    虞仲夜的床不错，死宽，但刑鸣不喜欢正对大床的这面落地玻璃窗，四四方方，亮亮堂堂，白天还好，放眼望出去是亭台水榭曲径长廊，但夜里这扇窗就像一面镜子，只能照见那些不可告人的yin豫之行。

    譬如，昨儿夜里这面镜子就倒映出两个男人，如榫与卯，整整一夜都嵌合在一起。与第一次一样，刑鸣感到快慰的同时也感到屈辱，且快感愈强烈，这种憋屈感便愈明显，在虞仲夜面前，他时而失识，时而失智，如茫茫海里的一只浮生物，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

    菲比忙得不亦乐乎，刑鸣用英语跟她简单交谈两句，突然心血来潮地问，虞老师是不是常带我这种人回来？

    话问出口后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什么叫“这种人”？“这种人”是哪种人？他刑鸣又该是哪种人？

    他很快有些失望地发现，自己连“这种人”都比不上，他在床上的反应其实糟糕透顶，既不老练，也不清纯，既不风情，也不温驯。刻意邀宠时格外不自然，一旦不刻意了，又显得过于冷淡阴鸷，反正怎么都不合适，怎么都不讨好。

    没想到菲比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她说她在这间房子里工作了近三年，他是唯一一个被允许留宿的人。

    想了想，台里台外这个圈，多少小生花旦眼巴巴地盼着能被虞台长临幸，但好像还真没听说过哪个成功爬上了龙床。一颗一直堵着的心莫名好受一些，刑鸣试图安慰自己，不过就是睡觉罢了，跟谁睡不是睡，何况对方是这么一个手揽生杀大权的男人。

    菲比忙了一阵，走了，刑鸣透过这面他极厌恶的玻璃窗，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奇怪的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下属挡刀子，却常常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只凭一眼他就认出了这个人，陶红彬。

    但凡识陶红彬的人都知道他经历坎坷，市环卫处的掏粪工因救人遭遇车祸，被救者一声不吭地跑了，他却死里逃生，还为此少了一条腿。一家五口的日子原本就不宽裕，而今顶梁柱丧失了劳动力，巨额医药费更令这家庭负债累累。为了三个子女不辍学，陶红彬拖着残肢，四处上访反应，想为自己争取一个“见义勇为”的表彰，结果屡遭白眼与推诿不说，还因曝露了超生问题被罚了一大笔钱，陶红彬四处求助无门，最绝望的时候想过全家一起吞煤气自杀。

    可是他没死成，因为他被请上了。

    刑鸣并不是第一个请陶红彬做节目的媒体，陶红彬也曾想过向媒体求助，有个女主持台上紧紧握着他的手泪流不止，下台以后就用消毒药水洗了好几遍。

    比起庄蕾时代的常以眼泪或拥抱的方式为节目嘉宾搽除伤痛，刑鸣那种冷若冰霜的长相天生带着距离感，语言风格也不太亲民，似乎完全不谙熟于如何共情。但节目结束录制之后，他便借着的平台公开寻找车祸目击者，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派出记者前去求证。他甚至亲自携节目组的律师团登门造访那些推诿扯皮的相关部门，以国家法规与地方条例据理力争，终于为陶红彬争来了一张“见义勇为”的证书。

    凭着这薄薄一张纸，陶红彬不仅顺理成章地获取了补偿奖金，还得到了就业援助，在这片顶级别墅区担任绿化管理员，月收入相当不菲。

    陶红彬拿到政府颁发的30万元奖金时，妻子带着三个子女齐齐下跪，砰砰地给刑鸣磕了几个头。

    后来刑鸣自掏腰包请赶不及回乡过年的打工者吃饭，陶红彬也是座上客之一。饭桌上，陶红彬八岁的儿子当着数百打工者与诸多电视摄像机的面前，大声念诵起自己期末考试得了满分的作文，头一句便是：我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刑鸣叔叔那样的主持人……

    刑鸣微笑，到底是小孩子，如此懵懂天真，分不清梦境、理想与现实，如同灵魂、rou身与残骸。但童声郎朗，酒过三巡，他渐渐眼眶发热，脸颊微烫，一双眼睛薄雾缭绕——他喝醉以后常是这样的反应——一顿年夜饭耗时良久，各色人声此起彼伏，星子在很高的夜空中浮出，闪烁，然后湮没。

    陶红彬在枝杈间仰起脸，也一眼就认出了刑鸣。不待对方走到自己跟前，他便放下了修剪树木的工具，一边在裤子上反复擦拭双手，一边迎上去跟刑鸣打招呼。时隔多日再次相见，尽管早就见过不少回，他仍激动得手足发颤，一开口就结巴：“你……还记得我吗？我跟你喝过一顿酒，你救了我全家几条命。”

    “我记得你。”刑鸣望着这张黑魆魆的脸，露出这些日子以来久违的笑容，“气色不错，家里人还好？”

    “都好都好。”陶红彬忙不迭地点头。

    刑鸣与陶红彬并肩